明清时对四柱预测学的发展和贡献唐宋以来上层社会那种把论命作为雅谈的风气，至明朝有增无减。

明人宋濂在《禄命辩》中所说的“近世大儒于禄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者”，以至于达到了“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有大谈他人命者……”的程度。当时，各种命理学著作也大量付梓、充斥书肆，这使得时人有了“自学成才”的入门途径。所以，交流研讨命理，往往成为士大夫们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的又一文雅的消遣。

另外，自唐宋以来到明朝，命理学热潮由上层社会下移到民间的势头更猛，使得举朝皆迷命理的浓厚民风，染化得平民百姓皆谙命学并成了一代风尚。

据载，权贵孟无忌单马出巡，在江汉边遇到一个渔夫，提着一条大鱼让路于左，孟无忌问他年庚，不料生辰八字完全与自己相同，遂十分惊异，想邀请渔夫一同回去给他一个官做。渔夫谢绝道，我虽然和您年庚相同，但您生在陆地，所以命贵，我生在船中，水上漂浮，所以命贱，我每天以渔为生计也自足了，若一旦宝贵，命薄之人反而会不胜福份而暴死。说罢辞谢而去。

一个朝廷重臣，一个江野渔人，但对命理精蕴的理解不分伯仲。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使得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算命习俗别俱特色。

　 由于明清以来我国命学热潮，波及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而命学各流派，门户也繁杂泛滥，这就势必形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有的术士对命学精典体会不深，持论有悖命理精蕴；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功夫，而专嗜哗众取宠，没来头的花拳绣腿炫人耳目，混迹江湖；有的机械套用命诀格局，将变化无穷的命理编排成死格式而对号入座（如当今的电脑算命及软件算命），以致无法自圆其说；有的以上诸种情况兼而有之，根本没有准确率可谈。更有甚者，有的人把预测机理稍加改头换面，便自称是自己的发明创造，从古人的故纸堆扒拉出来的东西也纷纷付梓，即时国内易坛上真是纷呈异彩又乌烟瘴气。所以在这轰轰烈烈的看命热潮中又潜伏着一种“学术不精则信者必寡”的信仰危机。命学要想巩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进一步取得自身的发展，对命理文化就必须进行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系统的整理工作，这项工作从明朝初年即已开始。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令解缙等人编辑的《永乐大典》，把这之前的论命书无论质量如何多被编入，如果说被编入《永乐大典》的命书仅仅是随大流做出了一番登记造册的盘点的话，那么在这以后的许多命学家企图集大成的一些著作，则可视做为重建完整严谨的命学体系的自觉努力。在这类命学家中，万民英的建树最令人瞩目。他的命理学巨著《三命通会》被后世推崇为“采撮群言，得其精神”的经典著作，是对中国明代以前命理学的一次最为系统的彻底整理，以及是中国古代命理学的最高成就。

　 明代是四柱预测学理论发展和完善的鼎盛时期。当时除了万民英重建了命理学体系这一巨大工程外，比较有名而且质量较高的还有托名刘基写的《滴天髓》，沈孝瞻的《子平真诠》，张神峰的《神峰通考命理正宗》等。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代由陈梦雷主编的《古今图书集成》，由纪晓岚领衔篡修的《四库全书》，基本上包罗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命学的所有重要著作，以至于陈素庵的《命理约言》，任铁樵增注的《滴天髓阐微》，袁树珊的《命理探源》等一些命学著述，多半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夫造命书，先贤已穷尽天地精微之蕴而极矣。自唐李虚中一行禅师……其理雷同，至矣尽。无非金木水火土之微妙耳。今后学加增旨意口诀，莫非先贤已发之余意，大同小异……"（《渊海子平·附子平真诠》长安赵展如藏本第206页。）这是说，自唐宋以来问世许多命学书籍，大多没有什么创新和发展，基本上是对前人余意的引幽阐微，整理归纳。各书多有雷同之处或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