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戴复古在《寄兴》诗中写道：“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其意就是我们常说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人非完人，任何人才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这种观点，中国古代不少文人学士曾用多种比喻加以表达。如： 

《吕氏春秋·举难》中指出：“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 

屈原在《卜居》中写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 

明代宋濂在《潜溪邃言》中也认为：“功有所不全，力有所不任，才有所不足。”其意是说一个人的功绩必有不全面的地方，能力必有不能胜任的地方，才能必有不足够的地方。 

既然人无完人，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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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微子》中记载周公一句话：“无求备于一人”，认为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完美无缺。 

孔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论语·子张》)水过于清澈就难养鱼，人过于苛察就团结不了群众。 

庄子讲：“君子不为苛察。”(《庄子·天下》)韩非子说：“不吹毛而求疵。”(《韩非子·说难》)都是要求正确对待别人的短处，在人才的选用上防止评头品足。 

  

如果求全责备，就很难划清正确与谬误，只能看到外表，无法认识实质，很难识别，并选拔出真正有才能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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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觏指出：求全责备者“不求于己而专责于人，不用其长而专攻其短。适时则谓之‘违礼’，从权则谓之‘坏法’，刚毅则谓之‘不逊’，倜傥则谓之‘不检’，轻则谓之‘不俭’，为生则谓之‘不廉’。见其一不问其二，观诸外不察诸内”(《李觏集·强兵策》)。 

就是说，不要求自己而专门要求别人，不用人的长处而专门攻击其短处。这样，就会把适时应变称为“违背礼教”，把采取权宜之计称为“败坏法规”，把为人刚毅称为“不够谦逊”，把豪爽洒脱称为“不够检点”，把轻视资财称为“不俭约”，把从事经营称为“不廉洁”。这是看到一个方面而不问其他方面，看到了外表而不去考察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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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求全责备貌似周全，其实是极不现实的；对贤者的全部言行仔细审查，找不出毛病者是极少见的，他们或过于刚或过于柔，或追求博大或追求严谨，都会有所偏差。要想在正直之士的身上找小毛病，除伯夷、柳下惠那样品德高尚的人之外，都是可以找出来的。如果放任小人整天找碴儿，检举君子的微小差错，甚至说得凿凿有据，那么君子即使再谨小慎微，也难逃脱被判罪的下场。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好注意粉饰小节，以免遭祸；曲意讨好小人以求容身。其结果必然是妨害官吏并失掉士人之心。民众和士人离心离德，对上对下怨恨不已，国家必然随之而亡。 

“贤者之周旋视履而无过者亦鲜矣，刚柔之偏倚，博大谨严之异志，皆有过也。……欲求介士之纤微，则非夷、惠之清和，必有可求之瑕璺。”如果任凭“小人日伺其隙，而纠之于细微，言之者亦凿凿矣，士且侧足求全而不逸于罪罟，则人且涂饰细行以免咎，曲绚宵小以求容，”其结果必然是“民心离，士心不附，上有余怨，下有溢怒，国家必随之类以倾”(《读通鉴论·梁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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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主张对真正的“奇杰之才”，应“恕其小过”。虽然他们“常好自负，疏隽傲诞”，有时甚至“冒法律，触刑禁”，“嗜利酗酒，使气傲物”，但“一旦翻然而悟，折节而不为此”，改正这些小过是完全能做到的。 

 秦观对于人才的选用，主张“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淮海集．任臣下》)，扬其长而略其短。秦观认为，一方面“人固有所长，亦有所短”(《淮海集·人才》)，“人非蓍龟不无过误”(《淮海集．任臣下》)；另一方面“必有大节而无小过者，……穷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同上)。因此，秦观建议没有严重错误的，不要弃之不用，“非有显恶，犯大义所当免者，宜一切置而不问”，只有这样，才会收到“输沥肝胆捐委躯命求报朝廷”(《淮海集·任臣下》)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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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论著在论述“尚大美，捐细行”时，还列举历史事实为证。 

汉代王符在《潜夫论》中提出，其人“苟有大美可尚于世，则虽细行小暇，曷足以为累乎?”“管仲鲁之免囚，百里奚虞之乞人”，他们“皆有诟丑”，然皆大才。善用贤者应“不取其污，不听其非”，用其长，避其短。果能如此，则“一能之士”皆得“各贡所长”。 

《刘子》的观点更为明确，它除提出“才苟适时，不问世胄”的观点外，还提出“智苟能谋，奚妨秕行”的观点。他列举了“尧有不慈之诽，舜有囚父之谤，汤有放君之称，武有不臣之声，伊尹有诬君之逆，管仲有衍上之名”，吴起“贪而好色”，陈平“盗嫂而受金”，从而得出“小恶不足伤其大美”，不可“以其小过弃彼良才”的结论。在他看来，如果选拔人才不从大处着想，而以“威仪屑屑，好行细洁”相求，那么真正的人才的选拔，便只能像“昼空而寻迹，披水而见路”一样，“不可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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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凡是想开拓事业、建功立业的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如： 

齐桓公准备任用宁戚，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宁戚是卫国人，应该先派人调查一下，如果确实是贤者，再任命其担任官职也不迟。齐桓公不同意，他说：“问之，恐其有小恶，以其小恶，忘人之大美，此人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且人固难全，权用其长者。”(《新序·杂事》)  

 诸葛亮用人标准十分严格、全面，但他从不要求完人。他在《阴察》一文中指出，“洗不必江河，要之却垢；马不必骐骥，要之疾足；贤不必圣人，要之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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